- 安启念;
俄罗斯哲学的典型代表是20世纪初的白银时代宗教唯心主义哲学,它的基本特征是关注俄罗斯以及整个人类的前途、命运,批判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今天,这样的俄罗斯哲学死了,其原因与弗罗洛夫有关。弗罗洛夫着重研究全球性问题,关注全人类的命运,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是俄罗斯哲学传统在苏联的主要代表,他的思想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理论基础。改革的失败终结了弗罗洛夫哲学思想在俄罗斯的影响,也终结了俄罗斯哲学家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批判和对全人类命运的关心。当前,面对人类生存的危机,中国共产党努力运用传统的儒家哲学解决中国社会以及人类文明遇到的问题,也赋予了中国传统哲学新的生命。相比之下,人们听不到俄罗斯哲学的声音,俄罗斯丧失了本应属于自己的历史机遇。
2017年04期 v.44;No.239 1-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13K] [下载次数：41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7 ] |[阅读次数：95 ] - 周来顺;
别尔嘉耶夫的历史哲学理论以其鲜明的独特性、时代性、民族性,不仅在俄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占据着特殊的位置。他的历史哲学理论并非是一种纯粹的理论学说,而是有着强烈的实践指向性,是基于时代性危机的产物。在他看来,时代性危机源于客体化,并就客体化的根源、实质、特征、表现形态等进行了分析。通过这些分析他力图指出,在现代社会客体化的渗透、侵袭已无孔不入,人类社会已处于前所未有的异化与奴役状态。基于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深层危机,基于已处于即将迸发的火山之口的危机时刻,别尔嘉耶夫力图通过历史哲学的建构为人类的未来指明出路。之所以对历史哲学充满期待,源于在他看来历史哲学是通向终结、通向末世的,通过历史哲学的理论建构能最终终结客体化、克服恶。总体而言,别尔嘉耶夫的历史哲学体系建构及所期许的现实指向是与民众、现实相脱节的,具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更多地呈现为一种精神意义上的自我救赎。
2017年04期 v.44;No.239 8-1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36K] [下载次数：37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 ] |[阅读次数：146 ]
- 李俊峰;张居营;
自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整个国家债务不断扩张,其中非金融企业的债务情况最为严重。通过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结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的杠杆率过高是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我国国有企业正处于国企改革,特别是混合所有制改革阶段,其目的是通过公有与非公有资本混合来提高国企资源有效配置与市场活力。理论分析认为国企与民营企业部门间存在着融资与效率差异,前者由于金融抑制、软预算约束导致并产生国企高杠杆率问题,后者由于产权制度导致国企低效率问题。金融危机以后,这种差异性在不断分化,使得目前的去杠杆与国企改革政策具有内在关联性,且其目的在于对部门间差异的修正。
2017年04期 v.44;No.239 39-4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36K] [下载次数：689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8 ] |[阅读次数：113 ] - 周正;
在国资委委派CFO或CEO制度的背景下,国有企业薪酬激励是否实现国资委对国有企业高管和企业的考核目标一直是理论研究关注的重点。由于国资委对下属企业负责人主要采取业绩目标考核标准,因此CEO和CFO薪酬都与财务绩效显著正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正是由于对企业负责人整体的财务绩效考核导向,使得国资委控股上市公司高管难以明确个体责任目标,国资委委派的CFO对于企业超额销售管理费用没有明显的监督和抑制作用,即使CFO成为董事会成员也没能增强其财务监督效应。总体上,目前国资委控股公司高管薪酬激励作用主要体现在绩效目标的实现方面,而出于财务监督目标的国资委财务总监委派则没有发挥明显的作用,因此,对于不同职位高管,集体考核业绩的导向有必要进行分类调整。
2017年04期 v.44;No.239 47-5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79K] [下载次数：1006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37 ] |[阅读次数：105 ]
- 陈俊华;陶丽琴;
《标准化法修订草案》第22条创设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制度,用以替代现行的企业产品标准备案制度。但就目前的制度设计方案和试点实践情况来看,企业产品标准自我声明的法律属性定位的准确性和妥当性有待再商榷,相应的规范性要求有待再讨论。企业产品标准自我声明是企业就其所生产的产品的质量符合其所执行的产品标准而公开作出的书面的承诺性声明,本质上为企业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起到产品质量符合企业产品标准的明示担保作用。从企业经营自主权、企业自我规制和企业产品标准作品属性的视角分析,企业产品标准自我声明的法律定性在一般情况下应为权利而非义务;自我声明的途径应具有可选择性。
2017年04期 v.44;No.239 77-8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84K] [下载次数：35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1 ] |[阅读次数：130 ] - 陈永强;
《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85条规定了标准必要专利之默示许可制度,该制度是对专利权人和标准实施者之间的利益进行平衡,以促进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标准必要专利默示许可以违反披露义务为前提,送审稿应当明确规定参与标准制定的专利权人的信息披露义务,违反披露义务的视为许可标准的实施人使用该专利。送审稿对标准的范围规定得过窄,应当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进行统一规范。许可费的协商标准应当遵循国际通行的"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该原则可以由标准化组织要求参与制定标准的专利权人作出承诺的方式进行行业规范。
2017年04期 v.44;No.239 85-9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62K] [下载次数：751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1 ] |[阅读次数：66 ] - 于连超;
作为政府规制的工具,标准可以有效规制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标准与法律均强调利益相关方参与决策,法律程序与标准制定程序也都强调自治性。标准支撑是法律实施的重要机制,标准支撑法律实施能够获得诸多效益。标准支撑法律实施需要更新维护、合格评定和市场监督等机制的配合。现阶段,我国应放松政府管制,不断完善立法引用标准的配套机制,将法律实施与标准制定关系法制化,以充分利用标准资源支撑法律的实施。
2017年04期 v.44;No.239 91-9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28K] [下载次数：63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59 ] |[阅读次数：84 ]
- 陈才训;
清代频发的文字狱和小说禁毁政策,使小说家、编选者或书坊主产生了强烈的惧祸意识,并最终在小说文本形态上反映出来。那些因文字狱而遭到禁毁的小说尤其是时事小说,其文本形态往往在刊行过程中被大幅修改;有些小说虽然未曾引发文字狱,但为避免触犯时忌,书坊主在刊刻过程中也会对那些与时政有关的敏感内容主动作出"修正";文字狱及小说禁毁政策对清代小说家的创作心态产生了显著影响,并由此左右了其小说文本建构策略。
2017年04期 v.44;No.239 105-111+17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538K] [下载次数：871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9 ] |[阅读次数：102 ] - 赵毓龙;
"箱笼"是明清小说中的常见器具。其出现,一般缘于叙事话语"再现"生活真实的需要。由于与女性相关的文化符码(如服饰、陪嫁、内闱等)大多涉及"箱笼",故其在以女性为中心的情节场面中出镜尤为频繁。在《金瓶梅》一书中,"箱笼"不仅是"再现"古代女子生活常态的普通物象,也不止作为满足叙事现场真实感的道具存在,而是同人物的生命轨迹紧密关联,与叙事结构、人物塑造有机结合,在观照女性命运、构造情节场面、塑造人物形象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金瓶梅》女性书写中一个重要的"功能性物象"。
2017年04期 v.44;No.239 112-11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92K] [下载次数：1325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4 ] |[阅读次数：63 ] - 王伟;
韦孟、韦贤于西汉前期传续《鲁诗》师法,宕至昭、宣之世,韦玄成、韦赏在师法基础上将学缘、血缘融合,开创出颇具家族特色的《鲁诗经韦君章句》,使其成为家法的主要内容。受时势与学思迁变影响,伴随诗法嬗衍,自昭、宣以降,韦氏诗学呈现出如下特点:诗学体制由"训诂"体转向"章句"体,诗学旨趣由"明经致用"转向"励名敦行",诗学思想由"讽谏美刺"转向"言志述怀"。诗学精神的变化指向自我意识的觉醒与独立人格的企求,促进良好家风的形成。这不仅为两汉经学家族之文学思想变迁提供个案言说语境,亦为汉魏士族的文化崛起提供基层学术诠释。
2017年04期 v.44;No.239 120-12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09K] [下载次数：21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 ] |[阅读次数：123 ] - 蔡龙威;
历来论者言及陶渊明在宋代的影响,多以梅尧臣始。然细察史料可知:梅尧臣前的宋初六十年,以"宋初三体"为代表之文人,就已开始接受陶渊明之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宋初三体"对陶渊明诗风和人格的不同解读,使宋初诗坛呈现丰富多彩的面貌,这为宋代乃至宋代以后的各朝诗歌稳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体而言:白体诗师法陶渊明之吏隐态度,提倡知足保和、洁身自高的"中隐"态度,在诗作中表现为言行不一;晚唐体学习其洁身自好、情趣高雅的隐士之风,以不恋尘俗的隐士形象追求"小隐"的境界,使心灵与行为合一;西昆体对陶渊明的偶尔标举,主要是一种附庸风雅,其欲兼得仕禄与隐名之投机心态,可称之为"大隐"。
2017年04期 v.44;No.239 129-13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31K] [下载次数：63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4 ] |[阅读次数：79 ]
- 宋洪兵;
秦朝时期,韩学极盛。韩非子的《五蠹》《孤愤》等名篇在秦王嬴政(秦始皇)时代便传入秦国,从而开启了"韩学"的实践与研究之门。嬴政对韩非子的欣赏,秦朝的政治实践、制度创设以及李斯与秦二世之间有关韩非子思想的讨论,构成了韩非子学说与秦朝的历史交集。韩非子思想确实对嬴政、秦二世、李斯均产生过影响,然而,秦二世、李斯对韩非子思想的理解,多为偏颇与片面的理解,甚至是完全错误的理解。秦朝政治实践背离了韩非子的基本政治原理。从最严格的标准来看,韩非子强调君权至尊,尽管他在理论上强调了君主应该遵守君道,但在实际政治领域却又未能提出有效约束君权的措施,势必导致君主滥权。作为一个思想家,韩非子对秦朝暴政及二世而亡,应该负有一定历史责任,但仅局限于作为一个特定历史时代的思想家所应承担的责任。有效约束君权,并非先秦时期的思想家所能解决的政治理论问题。
2017年04期 v.44;No.239 142-15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82K] [下载次数：799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 ] |[阅读次数：95 ] - 乔松林;
冠的本义是头部饰具,因先秦儒家的冠礼而具有了等级秩序的象征意义。法家更进一步,将履和冠并提,运用到阐述其尊君思想上,并形成了异于先秦其他诸子的绝对尊君理论。"冠履之喻"也完成了由器物之别到自然之势的象征再到君尊臣卑与社会之势的转变。西汉时期,"冠履之喻"一再被提及,法家的绝对尊君思想得到宣扬,法家学说因此也为西汉时期皇权主义的塑造提供了思想资源。
2017年04期 v.44;No.239 152-16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60K] [下载次数：33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 ] |[阅读次数：116 ]
- 赵林;
教俗之争是一条贯穿于中世纪西欧封建社会的政治红线。层层分封的封建关系造成了世俗政权的严重分裂和闭塞状态,然而以罗马教廷为中枢的天主教会却始终想要建立一统天下的基督王国。教权与王权冲突的实质就在于君主权力的合法性根据,由此产生了中世纪不可颠覆的"君权神授"理论。从加洛林王朝创建之初,羽翼未丰的罗马教会就在与世俗王权的相互借重中积蓄实力,经过数百年的激烈博弈,到13世纪下半叶,罗马教会已经无可置疑地确立起对西欧封建王权的优势地位,形成了一统天下的专制格局。
2017年04期 v.44;No.239 31-38+17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539K] [下载次数：2916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7 ] |[阅读次数：76 ] - 李士梅;尹希文;
产能过剩问题是微观企业产品创新能力不足的表现。工业企业在原有产品结构下扩张规模并与需求结构产生错位是产能过剩问题的重要原因。工业企业创新和不同的创新模式不仅直接决定企业竞争力,而且对工业的发展转型有着重要的意义。单纯通过城镇化对工业企业产能过剩的治理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治理效果。只有通过创新才能有效地提高产能利用率,从根本上治理工业产能过剩问题。但是,根本性创新会导致一定的失业问题而渐进式创新则需要较高的人力资本作为支持。因此,城镇化与创新在产能过剩的治理上应该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只有加强企业的创新能力,辅之以新型城镇化道路逐步提高城镇劳动力人力资本,解决转型过程中的职工就业问题才能有效地解决产能过剩问题。
2017年04期 v.44;No.239 55-60+17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551K] [下载次数：371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7 ] |[阅读次数：118 ] - 张波;
能源富集区城乡关系特殊,城乡统筹的内涵、目标和实现路径均不同于其他地区。当前,能源富集区城乡统筹工作的实质,是依托能源矿产收益谋划和建设了一个庞大的城镇体系并以此为载体进行各类惠农支出,城镇建设与产业发展相分离,政府过多参与了生产要素的配置活动,使能源富集区在城乡统筹方面取得一些成绩的同时也深陷资源诅咒。要实现能源富集区城乡统筹发展,政府首先要强化在防止"荷兰病"方面的宏观管理职能,其次要着力探索能源富集区的"产城一体"、"产城共融"发展模式,最后要设法激活市场在城乡统筹发展中的要素配置功能。
2017年04期 v.44;No.239 61-6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68K] [下载次数：226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 ] |[阅读次数：95 ] - 胡星;李岩;
科举制由唐及宋的时代跨越有多重历史动因。唐宋科举制变革受益于这一时期诸如官制因革、社会对工商阶层规制变化等相关制度改革成果的促动,它为宋代科举制根本性嬗变铺平了外在场阈。与此同时,唐代科举制弊端积重难返的路径依赖在五代时期被打破。随着唐代旧有士族权要和新科举官僚等集团式微,五代新政权尝试冲破唐代科举制旧有制度路径,在各个方面开始新科举制路径实践。这不仅为宋代科举探索了方向,更为宋代科举制嬗变奠定了内在制度土壤。唐宋科举制变革虽发轫于五代,但关键性转折在宋初,这不仅有其加强中央集权的迫切性,亦与宋初通过科举考试满足国家抑藩和统治新占领区的特殊人才取向相关。尽管宋初科举制改革有特殊时代需求,但从唐宋变革视域观之,它是唐宋科举变革各种因素层累而成,这对理解唐宋其他制度变革亦不乏启发意义。
2017年04期 v.44;No.239 162-17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63K] [下载次数：227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1 ] |[阅读次数：95 ] 下载本期数据